搬家記事

1997年，我剛從山溝裡調到烏魯木齊市工作，此後連續幾年，沒有住房，我和母親為住房吃了不少苦頭。記得我和母親租住的那兩間小平房是平頂山上的居民在各自的房前屋後自建的，每月的租金是120元，不含水、電費，均另掏。沒有暖氣，燒爐子取暖。屋裡有個小水龍頭，可以接生活用水，但沒有下水，水龍頭下面是水桶，水滿了就得提出來找地方倒掉。屋裡沒有廁所，好在附近有個大公廁。一天，我有幸碰到了我原在軍分區工作時認識的居民委員會主任，當時的烏魯木齊市擁軍模範）。經她的幫助，我和母親就租住了和平橋居民委員會地處和平橋頭的一大間門面房。這間門面房背靠烏魯木齊市葡萄園（現在這些門面房已全部被拆除，已成了一條平坦的大道），月租金是100元。這些門面房部分租不出去的原因是這里地處偏僻，沒有人來住，就是住的，也時間不會太久。這間門面房有個和我同母親在平頂山上租住的那兩間小平房有個共同點，那就是也沒有廁所。門面房前幾米外是兩排楊樹，兩排楊樹間是一條澆樹的小渠。兩排楊樹的西側，便是通往五家渠和安寧渠的太原路，當時太原路和平橋路段路況實在是太差了，原因是從這里路過的都是些載重車輛和一些農用拖拉機。每當凌晨時分，那些由五家渠和安寧渠向烏魯木齊市販菜的拖拉機便開始響個不停，不知道多少次將我從夢中驚醒，因為這門面房距離公路實在是太近了。礙於和居委會主任的情面，我不好提出再搬走，因為當初是我決定要和母親搬過來的，100元的房租的確是便宜的，儘管地處偏僻一些。我認為這些都是小困難，所以堅持著沒有搬走。在我和母親住的這間門面房北向幾10米外的烏魯木齊葡萄園圍牆下，是一個和平橋居民委員會用磚頭砌成的剛好容納一人小旱廁。便池是人工挖得一個大坑，沒有水沖洗，進入小旱廁，真可謂是臭氣熏天。白天，這一排門面房的所有租戶搶著上小旱廁，因為這附近除了小旱廁外，再沒有其它廁所了；個別租戶不自覺，一到晚上，因為天黑，乾脆就不進小旱廁了，而是在樹下，圍牆牆跟下，或通往小旱廁的那條窄窄的小道上大小便。有時我下班沒事，看到那大小便實在不舒服，就用鏟子鏟到小旱廁裡去，但到第二天一早，仍會發現有人大小便留下的“遺物”。我和母親住的這間門面房在這一排門面房的最北端，也就是最邊上的一家，距離小旱廁最近，因此受害最深。我記得，白天，尤其是下午，只要打開房門，成群的蒼蠅便會嗡叫著向房裡直飛，我和母親一沒事就拿著蒼蠅拍子打蒼蠅。小旱廁有個小木門，小木門後來上了一把鎖，平橋頭和平橋居民委員會的小商店，那個和平橋居民委員會僱用的一個甘肅小伙計和我共用一把鑰匙，他一天不知道要到我和母親租住的這間房子裡拿鑰匙跑幾次，但他從不願自己配一把。這小伙計當時只有17歲，隨母親從甘肅來到烏魯木齊打工，因為年齡小，工作確實也不好找，就受聘到和平橋居民委員會這個生意並不怎麼好的小商店打工，據他說每月工資才幾10元錢。時間一長，他和我及母親便很熟識。有時他上廁所，常讓我母親替他照看小商店。後來我和母親從這裡搬走後，他給我單位通了幾次電話，讓我給他幫忙找一份合適的工作，但我最終也沒有幫他找一份合適的工作，再後來，我和這小伙計就完全失去了聯繫。　　這裡買菜很不方便。和平橋頭路口東南側的新疆電力學校圍牆外有個商店，這個商店還賣蔬菜。商店賣蔬菜在哪我都不多見。到這個商店買菜很難賣到新鮮的。他們往往是今天提得蔬菜，明天接著賣，只要不爛，，直到賣完為止。當然，他們到菜市場提菜也要跑好遠，也不容易。一天，母親給我說，每天早上都有一位拉車的老漢從我們門前走過，到人們常稱為“三拖配”的家屬區去賣菜。後來我才知道那裡是兵團八建家屬院，也叫“三拖配”，這拉車的老漢是一位年約70歲的維吾爾族老人。他拉得菜很新鮮，母親經常買他的菜。生活用水要到和平橋頭的飯館裡用水桶去提，很不方便，母親有時就用門面房前幾米外是兩排楊樹間的澆樹小渠水為我洗衣服；有時下班，我看到母親用渠水洗拖把拖地，她無非是想讓我少次一桶桶地到飯館裡去提水。兩排楊樹間的小渠水只有給樹木澆水時才有，因此母親節約用水的程度不亞於電影裡演的“上甘嶺”。無奈之下，我又用50元錢租了一輛小貨車，和母親將家搬到鯉魚山西側山腳下一位姓杜的包工頭自建房裡。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搬家時，我出去找車，母親幫我在家裡將我的一些書籍全部用繩子一捆一捆地紮好，為此將當時已是60多歲的母親給累病了。姓杜的包工頭是陝西鳳祥縣人，是我在烏魯木齊市南山礦區武裝部工作時認識的，他曾經承攬過南山礦區阿拉溝河防洪工程。當時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姓杜的包工頭竟距離我上班的單位是如此的近。當時我這樣想：和平橋的確是太遠了，地處北郊，天天上下忙坐班車，有時開會，一直開到下午下班，沒有了班車，坐公共汽車還要搗一次車，且還感覺十分地遠，很不方便，身心每天都感到很疲憊。如果搬到姓杜的包工頭的自建房里居住，那上下可就方便多了。事實也就是想我預料的這樣。在這里居住我只需要20分鐘就可以步行到單位上下班。我和母親搬到姓杜的包工頭自建的小樓的一樓的一間房子裡。房子裡僅有一個窗戶，門是用很薄的三合板做的。這一樓原先一直沒有住人，因此我和母親搬來是第一家。這座小樓房共有三層，地處在幾家小院的狹縫裡，進出要走很深的巷道。小樓房的東側隔一個院子和一座小樓，就是鯉魚山的西坡。小樓房蓋好後可能是缺少資金，整個樓沒有裝修，通往二樓的樓梯是用鐵架子焊接成的，經常可以聽到上下樓梯咚咚咚咚的響聲。現在我才感覺到，我和母親住得一樓的那間房子是那樣的陰涼，好像是地下室，空氣潮濕得讓人心口發悶，天天都能聞到一股發霉的東西的味道，揮之不去。小樓有個大門，一出門就是一條拐幾個彎的巷道，出了這條巷道便是一條比較寬的東西走向的水泥路。小樓房沒有上、下水，沒有廁所，好在鯉魚山西坡有個大公共旱廁。小樓的大門外，有一個自來水水龍頭，樓上樓下生活用水都用水桶到這裡來提。自來水水龍頭旁邊放了個大空汽油桶，平時都將水放滿，預防停水時用的。但即使停水，我和母親也沒有吃過該汽油桶裡的水，母親只是用它來洗洗衣服。這裡沒有沒完沒了車輛過往的喧囂聲，晚上睡覺基本上是安穩多了，但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不用成天操心坐班車，騎自行車上下班，感覺更是方便。夏天這裡真好，因為在鯉魚山腳下。鯉魚山西坡並不陡，天氣熱得時候，我常和母親，還有那姓杜的包工頭的岳母，帶著她的外孫子外孫女及兩個小孫子到鯉魚山上乘涼。鯉魚山的北端樹木茂盛繁多，空氣異常清新，上面的天空也是格外的藍。我記得剛從和平橋搬到這裡不久，母親就和姓杜包工頭的岳母—年近六旬的陝西老阿姨熟識了。有事沒事，她們這對老姐妹常在一起拉家常。不是母親到樓上去，就是老阿姨到樓下來，親熱得像是一家人。她們在一起時真可謂是無話不談，不是談各自女婿，就是談兒子兒媳，或是談孫子孫女。在這裡住得挺好，我和母親為何又要搬走呢？說起來話頭長。剛搬來時，我不止一次地找過談我和母親所住得這間房租金的問題，姓杜的包工頭顯得很“大度”，總是說你和你母親儘管住吧，以後再說，但一段時間後，姓杜的包工頭的妻子，也就是那位陝西老阿姨的女兒總是以很多的藉口向我借錢，不是說她家裡的卡車沒有油啦！就是車壞到吐魯番啦！一句話需要用錢，張口就是兩萬元，但當時我的積蓄實在不多，否則，我也不會和母親盡找一些便宜房租住了，當然我沒有借給她。但時間相隔不長，她又指使她的弟弟，也就是那位陝西老阿姨的兒子來向我借錢，這次不多，就借600元錢，用完就還給我，這次我借給了他，他再也不說還的事情。不料，又過了幾天時間，老阿姨的女兒又到樓下找我來了，說借一萬元修車，我沒有借給她。回到單位上班，我就考慮著盡快找地方搬走。說也巧，那天正好碰到我先前在新疆軍區後勤部通信營當兵時認識的新疆《老年康樂報》的攝影記者楊濤。那天他正好到新市區來開會，我在樓道上遇見到他。他當時早已不在新疆《老年康樂報》供職，而竟成了廣州《亞太經濟時報》駐新疆辦事處的主任。老朋友相見，自然是無話不談。他說他也沒有房子，和妻子、兒子一直在烏魯木齊市天津北路租房居住。他說他租住的這家房東很好，這家房東也是一座三層小樓，還有個小院子，環境也不錯。為此，我下午下班，騎自行車和他一同前去看了一下，覺得還可以，就向姓王的房東交了定金。第二天，我就聯繫了單位一輛給鍋爐房拉煤的汽車。下午下班後，我就讓這位駕駛員幫忙將家搬到了地處天津北路的姓王的房東家裡的一樓的一間房子裡，月房租金是120元。當時搬家時，我也沒有到樓上向樓上姓杜的包工頭打招呼。一年後的一天，我原在南山礦區武裝部工作時的一位同事過來找我。他找到我說：“聽說你在老杜他們家裡住過，我不知道他家在哪裡，我急需要找到他，他借我2000元錢一直沒有還我，你能不能將我帶到他家去一下？”我說：“我好久沒有和他聯繫，當然可以帶你去一下。”但仍是讓我和同事沒有想到的是，當我們來到姓杜的包工頭的家裡時，發現早已是人去樓空。大門沒有上鎖，一樓的房門上貼著蓋有“烏魯木齊縣公安局”印章的封條。在一樓的沒有房門的房子裡，住著一個來自陝西的打工的小伙子。他說沒有地方住，就住在了這裡，姓杜的包工頭因為外面欠了不少錢，早已不在新疆回老家了。這次我和母親搬到的這個私人住宅地處天津北路西側的二工鄉二隊，房東姓王，租住在這個院子裡租房戶都稱他“老王”。我和母親租住的“老王”家的房子仍是一間，是樓房的一樓，此樓一共才有兩層。不過這一間樓房面朝南，朝南方向有一大玻璃窗，晴天裡陽光非常充足。縱然當時已是晚秋，但這間房內給人感覺很是溫暖。介紹我和母親將家搬過來的原新疆《老年康樂報》的攝影記者楊濤則和妻子兒子住在樓房對面的兩間平房裡。院子中央有一個自來水龍頭，院子裡除了住在二樓的房東老王和住在對面平房的原新疆《老年康樂報》的攝影記者楊濤家裡有自來水外，其餘的都在院子中央的自來水龍頭處接水。冬天，院子中央的那個自來水龍頭被凍上了，放不出水，我和院子裡住的其他租房戶只有到住在樓房對面平房的楊濤家裡去接。有時，住在二樓的房東老王家也沒有水，於是，他的妻子也只好下樓到楊濤家裡去接。“老王”家雖有上水卻沒下水，二層小樓年久失修，身為房東的“老王”卻沒有維修的意思。院子裡沒有廁所，但好在附近不遠的天津北路路邊有個收費的公共廁所和烏魯木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一建築工地的一民工自建廁所。院子中央本來還有一個下水道，後來堵塞了，我和母親就將髒水提到大門外面的一個下水井處去倒。冬天，大門外面的那個下水井堵上了，我和母親就將髒水提到天津北路西側的樹溝裡去倒。當然，也有不自覺的，將髒水倒在了院子裡，於是，“老王”就生氣了，在院子裡也不知道說給誰聽的：“你們還不如一個老人，老人都知道將臟水倒在樹溝裡，你們難道不知道嗎？”我記得有一天，“老王”到我房裡向我收錢，說要動員全院的租房戶集資疏通下水道，我將集資錢交給了他，但直到我和母親又一次從這裡搬走，也沒有見到他找人將院子中央的下水道疏通。在“老王”家的租房戶真可謂是乾什麼的都有，所從事的行業各有不同。除了我和楊濤是搞文字工作的以外，其餘的就是買水果的，賣醬油醋的，開理髮店的，搞建築的，大都來自四川、山東、陝西、河南。院子裡住得人雖然來自不同各方，但在一起住得時間長了，鄰里之間，男女老幼，大到老人，小到孩子，都很和睦，團結的像一大家子人。如果誰家有點為難事兒，都會主動出來幫忙。我和母親在“老王”家租住的這間房子，月租金120元，不含水電費，雖沒有暖氣，但要比租住在鯉魚山腳下那姓杜的包工頭家的那間房子寬敞得多，再就是在採光比較好。秋天住在這裡沒感覺到什麼，豈料到了冬天卻讓人叫苦不迭。房內火牆怎麼也燒不熱，窗戶玻璃上結了厚厚的一層冰，從窗戶玻璃看不到院內的一切。有時睡到半夜，常被凍醒。母親晚上睡覺說頭涼，所以都戴著帽子。也有時睡到半夜，被咚咚咚咚的敲門聲驚醒，打開門一看，不是派出所查戶口的，就是二工鄉隊上的人收水費的。派出所查戶口的樣子都很兇，好像別人欠他什麼似的。那收水費的也沒有個收水費的標準，你讓他拿出標準，他說標準貼在辦公室的牆上。沒有暖氣，極少的被外界騷擾都還可以忍受，但最讓我感到刻骨銘心地就是冬天的夜裡上廁所解大手。靠天津北路西廁邊上的這個廁所有時晚上不開門，我和母親因此不得不到烏魯木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一建築工地上廁所。那廁所可能是上得人太多，便池的糞便被凍住了，糞便下不去了，也沒有人管。這樣，整個廁所的地上就成了個“大便池”，污穢不堪。一次，母親上廁所時被冰滑倒坐在了地上。母親回來後連連說感謝上帝，沒有摔壞身體。但母親的腿最終還是疼了一個星期。我暗暗叫苦這家又搬錯了地方。在不知多少個夜深人靜時，母親坐在床上給我說：“你單位如果哪天給咱分個房子就好啦！”我說：“等吧！人家都在打分排隊，打分要根據工齡，咱來得時間短，住房分數不夠。”母親沒有文化，對我的每句話都信以為真。為了再搬一個既有廁所，又比較理想的地方，下班後，我曾騎自行車做了一段時間的調查，並終於發現了一個比較理想的地方，並讓在老王家租房認識的賣醬油醋的陝西朋友用三輪車幫忙搬了家。這個地方地處天津北路烏魯木齊高新技術開發區熱力公司的東側，距離房東老王家有一站多的路程。房東姓馬，回族，會駕駛技術。他和妻子都有單位，也都因雙方單位經濟效益不景氣而待崗。他們有一女兒，當時已是烏魯木齊市第35小學3年級的學生，長得活潑可愛，對人也很有禮貌。馬姓房東一家3口全靠家裡房子的每月租金生活。馬姓房東兩口子對人也很和善，不像有些房東對租房戶總是兇巴巴的。我和母親搬進院子裡的一間平房裡，馬姓房東每月收我房租100元（不含電費），比老王家的房子便宜20元。馬姓房東一家3口住在門面二層小樓上，二層小樓的東面是門對門的兩排小平房。兩排小平房的中間是一個過道，有一米多寬，這個過道也就相當於院子。院子裡所有住戶房內均沒有上下水和暖氣，但過道裡有個自來水龍頭，因為地面乾淨，且維護好的緣故，這自來水龍頭即使冬天也沒有凍過。出了院子大門，就是一個大廁所。在這里居住，無論是倒髒水，還是上廁所都很方便。住得時間長了，熟識了，馬姓房東也請我到他們家里拉家常。一天，馬姓房東同我說，讓我和母親搬到院子最裡面的兩間房子居住，房租仍是100元，我怕麻煩，因為我和母親實在是搬家都搬怕了，我謝絕了他的好意。母親說：“不管搬到哪？住習慣了就好啦！搬哪哪好！”